公司的工作，就象钟丽娜说的很繁忙，金泽的职位由最初的司机，到助理，然后是副总经理，就是在钟丽娜不在的时候代行管理之职，但金泽不太热衷于这个行业，所以很少干涉公司的业务，但钟丽娜显然想培养他，事无巨细的什么事都交由他办，还时时一旁督促。
在钟丽娜的安排下，金泽的工作繁琐，又涉及面广。
尽管他觉得枯燥无味，但前段时日因为华蓝耽搁了不少工作，现在一人得闲，他准备将精力放在公司，尽力帮钟丽娜减轻负担，以示弥补。
就这样忙忙碌碌中过了一个多星期，金泽认为华蓝多少该消了一下些气，试着打电话到她家，但响声良久，无人接听。
想是华蓝还是不愿理会他，金泽只好再耐心等待，又过了一个星期，金泽再次打电话，同样的情况，还是无人接听。
又连着过了几天，金泽继续打电话，依然没人接电话；他感到疑惑，打电话的频率越来越频繁，即便天天打，还是如此。
这让金泽费解，就算华蓝不接，就算华蓝看见他的号码不让家人接，可是换了电话号码打过去，还是没什么动静，这有点不太正常，他隐隐担忧，想来想去，打算找个机会亲自去她家看看才放心，他不要求什么，要望知道华蓝安好就够了。
接下来的两天，他继续打了电话，出乎意料的，华蓝家的号码变成了空号，金泽将拨出去的号码核对了几遍，确认无误，他越来越不安，是故意换了号码？难道为了远离他，避开他的纷扰，连他们唯一能联系的方式也换了？这种想法，让他感到十分难受。
未及下班时间，金泽就匆匆从公司出来，直奔新景小区，根据华蓝在公司人事档案的地址，他找到了她们家。
大门紧锁，里面悄然无声，金泽敲了好半天的门，无人应答。
“华蓝，华蓝，”他拍喊着，因为没有一点回音，他的声音也逐渐放大，连拍门的力度都加重了，门板被拍得“嘭嘭”作响。
这时，对面大门打开了，出来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婶，上上下下打量他：“你找谁呀？”
“你好，对不起，打扰到您了，”金泽礼貌的说，“请问她们家没人吗？”他指了指华蓝家。
邻居奇怪地看着他，“你是谁？是新来的邻居，还是找华家哪一位？”
“我是华蓝的同事，找她有点要紧事。”金泽急切道，“怎么她们家没有人？我都在门口喊了好一阵子。”
“他们搬走了。”大婶说。
“搬家？？”金泽一惊，“搬哪儿了，什么时候？”
“前两天，还是在清晨六点钟的时候，匆匆忙忙搬走了，我也是早上听见声响出来看才知道的。哎，没想到十几年邻居说搬就搬了，也不提前招呼一声，好歹也道个别才是。”
“可，……为什么？”
大婶摇了摇头，“不知道。一个月前她家老伴去世了，说是要回老家安葬，母女俩回去了大半个月，前两天突然回来就搬了家，看起来非常急，听说连房子都贱卖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”
“那您知道她们家搬去了哪儿？”金泽问。
“不知道，没说，问了几遍，老太太说的都是客套话，连为什么搬家都没说。”
金泽心里一阵紧张，华蓝竟然搬家了，是因为父亲的去世？还是想更彻底的断绝与他所有的来往？
有一种牵挂，象带着线的风筝，现在忽然就断了，不知所踪，没了方向。
金泽走出新景小区，茫然不知所往，他即便曾经流落过街头，温饱不知，也没有这样不知所措，他漫无目的在街上转悠，明明知道毫无用处，还是希冀能奇迹般寻觅到她的踪迹，但是只有失望，华蓝犹如人间蒸发了一般无迹可寻，他最后不得不疲惫地回到四面陡壁，空空如也的公寓，继续重复着一天又一天的生活。
华蓝的消失让金泽怅然若失，他似乎对周围的事物失去了兴致，在公司，他比以往更被动地听从钟丽娜的调遣和安排，然后机械而繁忙的运作，他表现不出丝毫的热忱，只有在工作之外的闲暇，他还试图打听着华蓝的消息，但所有努力均是白费。
现在的华蓝早已远离了繁华的市中心，在市郊外的一个小县城住了下来。
父亲去世的打击让华蓝沉于无以自拔的悲痛中，因为怀孕的事终究还是没能瞒住父亲，她母亲在责怪她不该擅做主张把孩子留下，选择做单身母亲时，这番话竟被他父亲无意中听到了，华父保守传统，家教严谨，一怒攻心之下，当时就吐了血，本有好转的身体急剧恶化，没过几天便去世了，临终留给华蓝的话是“好自为之！”
华蓝非常伤心，认为这一切是自己的过错，更是金泽的过错。
父亲去世后的，她的精神状态也一度在恍恍惚惚中不知所为，华母一方面要承受失去伴侣的打击，另一方面又要担心华蓝的身体，还要顾虑左邻右舍中即将面临的闲言碎语，于是她果断的决定了搬家，而且搬